出生：1810年2月8日，巴黎，法蘭西第一帝國時期。
死亡：1875年5月31日（65歲），巴黎，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時期。
埃利法斯·萊維，原名阿爾方斯·路易·康斯坦（1810年2月8日—1875年5月31日），法國隱秘學者及儀式魔法師。[1]
“埃利法斯·萊維”這個筆名，是嘗試將原名“阿爾方斯·路易”翻譯與轉寫為希伯來語所得。
【1848年前的生活和工作】
康斯坦是一個法國鞋匠的兒子。
在1830年，他為了獲得羅馬天主教神職，進入聖敘爾皮斯（Saint Sulpice）神學院學習。
但在1836年，尚未被任命為牧師的他陷入愛河並離開了學校。
接下來的幾年中，他與社會主義和浪漫派的朋友們一起廝混，包括亨利-弗朗索瓦-阿爾方斯·艾斯奇洛斯（Henri-François-Alphonse Esquiros），和被稱為“青年浪漫派”的傑拉爾·德·奈瓦爾（Gérard de Nerval）、泰奧菲爾·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等人。
在這段時間，他受到費利西泰·德·拉梅內（Félicité de Lamennais）的作品啟發，成為了激進社會主義者。
拉梅內是影響卓著的新天主教運動的前任領導，當時剛剛與羅馬教廷決裂而轉向宣揚基督社會主義。
當康斯坦發表他第一篇激進作品《自由聖經》（La Bible de la liberté，1841）之後，他被處8個月的監禁及高額罰款。
盡管這兩個人沒有私人接觸，同時代的人仍把康斯坦視為拉梅內最聲名狼藉的門徒。
此後的幾年，康斯坦把他的意識形態描述為“新天主教社會主義”，並出版了大量傳播社會主義的書籍和小冊子。
像許多社會主義者一樣，他宣揚社會主義是“真正的基督”，抨擊教會是脫離基督教誨的墮落者。
除了艾斯奇洛斯，康斯坦的重要友人還包括女權主義者弗洛拉·特裏斯坦（Flora Tristan），非主流的社會主義人士、神秘論者西蒙·加諾（Simon Ganneau），和社會主義者夏利·弗沃蒂（Charley Fauvety）。
19世紀40年代，康斯坦和傅裏葉主義運動聯系密切，他發表了宣揚傅裏葉主義的作品並讚揚其是“真正的基督”。
他的幾本書被傅裏葉主義陣營的法倫斯泰爾書局（Librairie phalanstérienne）發表。
康斯坦也閱讀了社會主義圈子中流傳甚廣的天主教傳統主義者約瑟夫·德·邁斯特（Joseph de Maistre）的作品。
康斯坦所撰寫的另一本尤其激進的小冊子《女性之聲》（La voix de la famine，1864）令他再度身陷囹圄。
由於他已有身孕的妻子瑪麗-諾艾米·卡迪歐（Marie-Noémi Cadiot）苦苦懇求，監禁的時間被大幅度縮短了。[2]
在作品《自由聖約》（Testament de la liberté ，1848）中，康斯坦評價了即將孕育出二月革命的社會氛圍。
1848年，他成為因極端主義而飽受惡評的山岳派俱樂部（Montagnard club）的領導人。
盡管有人認為《自由聖約》標志著康斯坦社會主義抱負的終結[3]，但它的內容實際上是十分愉悅的，宣揚著人民殉難的結束和自由的“覆活”：完美且普世的社會主義秩序即將到來[4]。
然而像其他許多社會主義者一樣，事態的發展，特別是1849年六月起義被血腥鎮壓，讓他感到震驚與幻滅。
一如他的朋友艾斯奇洛斯所說，他們以和平路線實現世界和諧的信念破滅了。[5]
【1848年後的生活和工作】
1851年12月，拿破侖三世發動政變，聲稱將結束第二共和國並建立第二帝國。
如同當時其他許多社會主義者，康斯坦視皇帝為人民的捍衛者和公共秩序的恢覆者。
在1852年的作品《巴黎觀察》（Moniteur parisien）中，康斯坦讚揚新政府的行動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但他的幻想很快被嚴苛的獨裁統治打破，並最終因為撰寫反對皇帝的諷刺小曲而被監禁。
然而，康斯坦對“人民”的態度改變了。早在1845年《基督聖體節》（La Fête-Dieu）和《淚之書》（Le livre des larmes）中，康斯坦就一直懷疑未受過教育的人是否有解放自己的能力。
與聖西門主義者類似，他接受了約瑟夫·德·邁斯特的神權統治的想法，呼籲建立一個由牧師精英階層領導的“精神權威”。
而在經歷1849年的災難之後，他完全確信了“大眾”沒有能力建立一個和諧的秩序，他們需要引導（類似於其他社會主義學說中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先鋒或者新型政黨（Partei neuen Typs）理論）。[6]
康斯坦的行為反映了一位社會主義者在1848年的失敗和新政府的嚴厲鎮壓之中尋求妥協的努力。
他參與了舊友弗沃蒂開辦的《哲學與宗教述評》（philosophique et religieuse）雜志，在1855年至1856年期間，他首次公開宣揚他的“卡巴拉主義”思想（特別地，這裏署的是他的本名）。
這些文章不僅表現出聖西門主義者的舊的 “浪漫社會主義” 與 傅裏葉主義之間的矛盾張力，也證明了一個社會主義作家在社會主義期刊上討論像魔法、卡巴拉或者隱秘科學之類的主題是多麽自然。[7]
事實證明，康斯坦是在一個被社會主義和動物磁學理論所影響的特殊環境中發展出了他的魔法理念。[8]
當時影響卓著的作者包括亨利·德拉日（Henri Delaage，1825-1882）和讓·杜·伯特·德·桑內瓦（Jean du Potet de Sennevoy），他們在不同的程度上將動物磁學、魔法和卡巴拉思想作為一種高級社會主義形式的基礎。
康斯坦使用了一種磁學與夢境魔法的體系，來對抗他所認為的唯物主義哲學之濫觴。[9]
萊維在1860年開始創作《魔法的歷史》（Histoire de la magie）。
在接下來的1861年，他出版了《教義與儀式》（Dogme et rituel）的續作《偉大奧秘之鑰》（La clef des grands mystères）。
1861年，萊維重遊倫敦，並發表了更多的魔法作品，包括1862年的《故事與圖像》（Stories and Images）、1861年的《默東巫師》（Le sorcier de Meudon，最初發表於1847年的兩篇小說的擴展版本）、1865年的《靈魂的科學》（La science des esprits）。
在1868年，他創作了《偉大的秘密，或揭開隱秘學的面紗》（Le grand arcane, ou l'occultisme Dévoilé）；這本書在他逝世後的1891年才得以出版。
在1859年政府放松對社會主義學說的管制之後，康斯坦得以繼續公開發表社會主義言論。
自《偉大奧秘之鑰》開始，他廣泛引用他的激進作品，甚至包括他飽受非議的《自由聖經》。
他繼續發展了啟蒙之精英將領導人民走向最終解放的學說。
在幾段文字中，他明確定義了社會主義、天主教和隱秘學。[10]
埃利法斯•萊維宣揚的魔法獲得了巨大成功，在其死後尤甚。
自19世紀50年代起盛行於在大西洋兩岸的唯靈論促進了這一成功。
不過，萊維本人與唯靈論存在分歧並持批判態度，因為他認為只有心智圖像和“星光靈力”（astral forces）能在人死後維持，並可被熟練的魔法師自由操控，而不像唯靈論假定的靈體自主。[11]
他的魔法教義與狂熱者們完全不同，即便是那些不張揚的魔法信徒；他不打算兜售自己的理論，也不願假裝成為某些古老或虛構的秘密結社之成員。
他將塔羅整合入他的魔法體系中，由此，塔羅牌成為了西方魔法師隨身行頭的重要組成部分。[12]
他對金色曙光赫爾墨斯隱修會（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和後來的金色曙光前會員阿萊斯特·克勞利（Aleister Crowley）產生了深遠影響。
他也是第一個將正/逆五芒星分別對應“善”/“惡”之人。萊維的理念也影響了海倫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Blavatsky）和神智學會（Theosophical Society）。[13]
在大量受其啟迪的隱秘學者心目中，萊維被銘記為20世紀魔法覆興的關鍵奠基人之一。
【社會主義背景與所謂魔法啟蒙】
長期以來，人們認為“社會主義者康斯坦”隨著第二共和國的滅亡而消失，蛻變為“隱秘學者埃利法斯·萊維”。
然而近來有不同意見認為，這種看法來自於19世紀末的隱秘學圈子，並被後世學者不加批判地沿襲了。
在爭論者看來，康斯坦所發展的“隱秘主義”不僅是他社會主義和新天主教思想的直接產物，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之理想同樣也貫穿了他的整個人生。[14]
根據隱秘學者帕普斯（Papus）的描述和隱秘學傳記作家保羅·恰科納克（Paul Chacornac）之證實，康斯坦轉向隱秘學，是受到了離經叛道的波蘭流放犯約瑟夫·瑪利亞·赫內恩·弗龍斯基（Józef Maria Hoene Wroński）之啟蒙。
但是，有人認為在1852到1853年間，弗龍斯基造成的影響是短暫且淺顯的；[15]
而帕普斯及其同伴提出他們的說法時，尚未得到任何關於康斯坦生平的可靠信息。
這一點尤為明顯地體現在1886年1月11日——幾乎是康斯坦去世11年後，帕普斯仍在試圖通過郵件與其聯系。
康斯坦與弗龍斯基的確相互認識，有康斯坦1853年1月6日寫給弗龍斯基的信件為證。
在信中，他感謝弗龍斯基在1852年的作品《歷史學或歷史科學》（Historiosophieou science de l’histoire）中轉載了他的一篇論文。
他表達了對弗龍斯基這位“懷才不遇的天才”之讚賞，並稱自己是其“真誠的崇拜者和虔誠的門徒”。[16]
此後的幾年，康斯坦把他的意識形態描述為“新天主教社會主義”，並出版了大量傳播社會主義的書籍和小冊子。
像許多社會主義者一樣，他宣揚社會主義是“真正的基督”，抨擊教會是脫離基督教誨的墮落者。
除了艾斯奇洛斯，康斯坦的重要友人還包括女權主義者弗洛拉·特裏斯坦（Flora Tristan），非主流的社會主義人士、神秘論者西蒙·加諾（Simon Ganneau），和社會主義者夏利·弗沃蒂（Charley Fauvety）。
19世紀40年代，康斯坦和傅裏葉主義運動聯系密切，他發表了宣揚傅裏葉主義的作品並讚揚其是“真正的基督”。
他的幾本書被傅裏葉主義陣營的法倫斯泰爾書局（Librairie phalanstérienne）發表。
康斯坦也閱讀了社會主義圈子中流傳甚廣的天主教傳統主義者約瑟夫·德·邁斯特（Joseph de Maistre）的作品。
康斯坦所撰寫的另一本尤其激進的小冊子《女性之聲》（La voix de la famine，1864）令他再度身陷囹圄。
由於他已有身孕的妻子瑪麗-諾艾米·卡迪歐（Marie-Noémi Cadiot）苦苦懇求，監禁的時間被大幅度縮短了。[2]
在作品《自由聖約》（Testament de la liberté ，1848）中，康斯坦評價了即將孕育出二月革命的社會氛圍。
1848年，他成為因極端主義而飽受惡評的山岳派俱樂部（Montagnard club）的領導人。
盡管有人認為《自由聖約》標志著康斯坦社會主義抱負的終結[3]，但它的內容實際上是十分愉悅的，宣揚著人民殉難的結束和自由的“覆活”：完美且普世的社會主義秩序即將到來[4]。
然而像其他許多社會主義者一樣，事態的發展，特別是1849年六月起義被血腥鎮壓，讓他感到震驚與幻滅。
一如他的朋友艾斯奇洛斯所說，他們以和平路線實現世界和諧的信念破滅了。[5]
【1848年後的生活和工作】
1851年12月，拿破侖三世發動政變，聲稱將結束第二共和國並建立第二帝國。
如同當時其他許多社會主義者，康斯坦視皇帝為人民的捍衛者和公共秩序的恢覆者。
在1852年的作品《巴黎觀察》（Moniteur parisien）中，康斯坦讚揚新政府的行動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但他的幻想很快被嚴苛的獨裁統治打破，並最終因為撰寫反對皇帝的諷刺小曲而被監禁。
然而，康斯坦對“人民”的態度改變了。早在1845年《基督聖體節》（La Fête-Dieu）和《淚之書》（Le livre des larmes）中，康斯坦就一直懷疑未受過教育的人是否有解放自己的能力。
與聖西門主義者類似，他接受了約瑟夫·德·邁斯特的神權統治的想法，呼籲建立一個由牧師精英階層領導的“精神權威”。
而在經歷1849年的災難之後，他完全確信了“大眾”沒有能力建立一個和諧的秩序，他們需要引導（類似於其他社會主義學說中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先鋒或者新型政黨（Partei neuen Typs）理論）。[6]
康斯坦的行為反映了一位社會主義者在1848年的失敗和新政府的嚴厲鎮壓之中尋求妥協的努力。
他參與了舊友弗沃蒂開辦的《哲學與宗教述評》（philosophique et religieuse）雜志，在1855年至1856年期間，他首次公開宣揚他的“卡巴拉主義”思想（特別地，這裏署的是他的本名）。
這些文章不僅表現出聖西門主義者的舊的 “浪漫社會主義” 與 傅裏葉主義之間的矛盾張力，也證明了一個社會主義作家在社會主義期刊上討論像魔法、卡巴拉或者隱秘科學之類的主題是多麽自然。[7]
事實證明，康斯坦是在一個被社會主義和動物磁學理論所影響的特殊環境中發展出了他的魔法理念。[8]
當時影響卓著的作者包括亨利·德拉日（Henri Delaage，1825-1882）和讓·杜·伯特·德·桑內瓦（Jean du Potet de Sennevoy），他們在不同的程度上將動物磁學、魔法和卡巴拉思想作為一種高級社會主義形式的基礎。
康斯坦使用了一種磁學與夢境魔法的體系，來對抗他所認為的唯物主義哲學之濫觴。[9]
萊維在1860年開始創作《魔法的歷史》（Histoire de la magie）。
在接下來的1861年，他出版了《教義與儀式》（Dogme et rituel）的續作《偉大奧秘之鑰》（La clef des grands mystères）。
1861年，萊維重遊倫敦，並發表了更多的魔法作品，包括1862年的《故事與圖像》（Stories and Images）、1861年的《默東巫師》（Le sorcier de Meudon，最初發表於1847年的兩篇小說的擴展版本）、1865年的《靈魂的科學》（La science des esprits）。
在1868年，他創作了《偉大的秘密，或揭開隱秘學的面紗》（Le grand arcane, ou l'occultisme Dévoilé）；這本書在他逝世後的1891年才得以出版。
在1859年政府放松對社會主義學說的管制之後，康斯坦得以繼續公開發表社會主義言論。
自《偉大奧秘之鑰》開始，他廣泛引用他的激進作品，甚至包括他飽受非議的《自由聖經》。
他繼續發展了啟蒙之精英將領導人民走向最終解放的學說。
在幾段文字中，他明確定義了社會主義、天主教和隱秘學。[10]
埃利法斯•萊維宣揚的魔法獲得了巨大成功，在其死後尤甚。
自19世紀50年代起盛行於在大西洋兩岸的唯靈論促進了這一成功。
不過，萊維本人與唯靈論存在分歧並持批判態度，因為他認為只有心智圖像和“星光靈力”（astral forces）能在人死後維持，並可被熟練的魔法師自由操控，而不像唯靈論假定的靈體自主。[11]
他的魔法教義與狂熱者們完全不同，即便是那些不張揚的魔法信徒；他不打算兜售自己的理論，也不願假裝成為某些古老或虛構的秘密結社之成員。
他將塔羅整合入他的魔法體系中，由此，塔羅牌成為了西方魔法師隨身行頭的重要組成部分。[12]
他對金色曙光赫爾墨斯隱修會（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和後來的金色曙光前會員阿萊斯特·克勞利（Aleister Crowley）產生了深遠影響。
他也是第一個將正/逆五芒星分別對應“善”/“惡”之人。萊維的理念也影響了海倫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Blavatsky）和神智學會（Theosophical Society）。[13]
在大量受其啟迪的隱秘學者心目中，萊維被銘記為20世紀魔法覆興的關鍵奠基人之一。
【社會主義背景與所謂魔法啟蒙】
長期以來，人們認為“社會主義者康斯坦”隨著第二共和國的滅亡而消失，蛻變為“隱秘學者埃利法斯·萊維”。
然而近來有不同意見認為，這種看法來自於19世紀末的隱秘學圈子，並被後世學者不加批判地沿襲了。
在爭論者看來，康斯坦所發展的“隱秘主義”不僅是他社會主義和新天主教思想的直接產物，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之理想同樣也貫穿了他的整個人生。[14]
根據隱秘學者帕普斯（Papus）的描述和隱秘學傳記作家保羅·恰科納克（Paul Chacornac）之證實，康斯坦轉向隱秘學，是受到了離經叛道的波蘭流放犯約瑟夫·瑪利亞·赫內恩·弗龍斯基（Józef Maria Hoene Wroński）之啟蒙。
但是，有人認為在1852到1853年間，弗龍斯基造成的影響是短暫且淺顯的；[15]
而帕普斯及其同伴提出他們的說法時，尚未得到任何關於康斯坦生平的可靠信息。
這一點尤為明顯地體現在1886年1月11日——幾乎是康斯坦去世11年後，帕普斯仍在試圖通過郵件與其聯系。
康斯坦與弗龍斯基的確相互認識，有康斯坦1853年1月6日寫給弗龍斯基的信件為證。
在信中，他感謝弗龍斯基在1852年的作品《歷史學或歷史科學》（Historiosophieou science de l’histoire）中轉載了他的一篇論文。
他表達了對弗龍斯基這位“懷才不遇的天才”之讚賞，並稱自己是其“真誠的崇拜者和虔誠的門徒”。[16]
後來，當學者建構法國特殊的神秘學傳承之時，將康斯坦作為了其中關鍵一環，也從此鞏固了“社會主義者康斯坦”與“隱秘學者萊維”之間存在明顯斷裂之論調。
雖然亞瑟·愛德華·韋特（Arthur Edward Waite）也獨立提出過另一種不同看法，但他對康斯坦的生平所知更少。[17]
另外，康斯坦於1854年5月的倫敦之旅並沒有引起他對魔法的癡迷，盡管這可能是他第一次與實踐魔法扯上關系。
倒不如說，康斯坦的魔法志趣是基於上述社會主義-動物磁學的社會背景。[18]
還應註意的是，康斯坦和小說家愛德華·布爾沃-利頓（Edward Bulwer-Lytton）之間的關系並不像通常人們認為的那樣親密。[19]
事實上，布爾沃-利頓的著名小說《咄咄怪事》（A Strange Story，1862）中對康斯坦的作品《教義與儀式》有著相當不客氣的評論。[20][21]
【對魔法的定義】
萊維的作品充斥著對魔法與魔法師的各種定義。
魔法：
“實踐魔法不過江湖術士所欲，理解魔法方為聖者之途。”
“魔法是科學與信仰結合之下的人類神性，真正的賢者是與神聖法則緊密聯結的人中之神。” [22]
魔法師：
“他將邪惡之人看作是必須憐憫與治愈的傷殘者；將這個充滿罪惡與錯誤的世界看作是他願貢獻服務的神之醫院。”
“他們沒有恐懼，沒有欲望，不被虛假支配，不與錯誤同流，愛而不耽幻想，耐心接納苦難，安息於永恒沈思之平靜……魔法師不可以無知，因為魔法代表著優越、主宰、主流，而主流意味著因知識而解放。魔法師擁抱歡愉，接受財富，享受榮耀，但絕不為物所役；他知道如何面對貧困、節制與苦難；他甘願被他人遺忘，因為他是自己幸福的主人，他對反覆無常的命運不期許亦不懼怕。他有不求回報之愛；他可以創造不朽的寶藏，將自己擢升於榮耀與機運之上。他擁有他尋找的東西，即深遠的和平；他不嘆惋任何終將腐朽之物，只滿足於銘記他在萬物之中皆見良善。他的希望必將成為現實，因為他知道善乃永恒、惡只一瞬。他樂於獨處，卻不避人類社會；他像孩童一樣天真，像青年一樣歡欣，像老年一樣沈著，像愚者一樣耐心，像智者一樣喜樂。他與所有微笑之人一同微笑，所有慟哭之人一同哀傷；他為力量歡呼，也對弱者寬容；他不會冒犯任何人，也不需要別人的致歉，因為他從不認為自己被冒犯，他憐憫誤解他的人，並尋求機會為他們服務；他只以仁慈的力量回敬忘恩負義之人……”
“不要評判，盡少言說，多愛且行動。”
【對萊維的文學引用】
洛夫克拉夫特（H. P. Lovecraft）在他的小說《查爾斯·沃德·德克斯特事件》（The Case of Charles Dexter Ward）中兩次提到了萊維。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在短篇小說《染血之室》（The Bloody Chamber）中提到了萊維。
安東尼·鮑威爾（Anthony Powell）在他的小說《軍事哲學家》（The Military Philosophers）中引用了萊維。
【萊維代表作品】
La Bible de la liberté(The Bible of Liberty), 1841
Doctrines religieuses et sociales(Religious and Social Doctrines), 1841
L'assomption de la femme(The Assumption of Woman), 1841
La mère de Dieu(The Mother of God), 1844
Le livre des larmes(The Book of Tears), 1845
Le testament de la liberté(The Testament of Liberty), 1848
Dogme et Rituel de la Haute Magie(Transcendental Magic, its Doctrine and Ritual
雖然亞瑟·愛德華·韋特（Arthur Edward Waite）也獨立提出過另一種不同看法，但他對康斯坦的生平所知更少。[17]
另外，康斯坦於1854年5月的倫敦之旅並沒有引起他對魔法的癡迷，盡管這可能是他第一次與實踐魔法扯上關系。
倒不如說，康斯坦的魔法志趣是基於上述社會主義-動物磁學的社會背景。[18]
還應註意的是，康斯坦和小說家愛德華·布爾沃-利頓（Edward Bulwer-Lytton）之間的關系並不像通常人們認為的那樣親密。[19]
事實上，布爾沃-利頓的著名小說《咄咄怪事》（A Strange Story，1862）中對康斯坦的作品《教義與儀式》有著相當不客氣的評論。[20][21]
【對魔法的定義】
萊維的作品充斥著對魔法與魔法師的各種定義。
魔法：
“實踐魔法不過江湖術士所欲，理解魔法方為聖者之途。”
“魔法是科學與信仰結合之下的人類神性，真正的賢者是與神聖法則緊密聯結的人中之神。” [22]
魔法師：
“他將邪惡之人看作是必須憐憫與治愈的傷殘者；將這個充滿罪惡與錯誤的世界看作是他願貢獻服務的神之醫院。”
“他們沒有恐懼，沒有欲望，不被虛假支配，不與錯誤同流，愛而不耽幻想，耐心接納苦難，安息於永恒沈思之平靜……魔法師不可以無知，因為魔法代表著優越、主宰、主流，而主流意味著因知識而解放。魔法師擁抱歡愉，接受財富，享受榮耀，但絕不為物所役；他知道如何面對貧困、節制與苦難；他甘願被他人遺忘，因為他是自己幸福的主人，他對反覆無常的命運不期許亦不懼怕。他有不求回報之愛；他可以創造不朽的寶藏，將自己擢升於榮耀與機運之上。他擁有他尋找的東西，即深遠的和平；他不嘆惋任何終將腐朽之物，只滿足於銘記他在萬物之中皆見良善。他的希望必將成為現實，因為他知道善乃永恒、惡只一瞬。他樂於獨處，卻不避人類社會；他像孩童一樣天真，像青年一樣歡欣，像老年一樣沈著，像愚者一樣耐心，像智者一樣喜樂。他與所有微笑之人一同微笑，所有慟哭之人一同哀傷；他為力量歡呼，也對弱者寬容；他不會冒犯任何人，也不需要別人的致歉，因為他從不認為自己被冒犯，他憐憫誤解他的人，並尋求機會為他們服務；他只以仁慈的力量回敬忘恩負義之人……”
“不要評判，盡少言說，多愛且行動。”
【對萊維的文學引用】
洛夫克拉夫特（H. P. Lovecraft）在他的小說《查爾斯·沃德·德克斯特事件》（The Case of Charles Dexter Ward）中兩次提到了萊維。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在短篇小說《染血之室》（The Bloody Chamber）中提到了萊維。
安東尼·鮑威爾（Anthony Powell）在他的小說《軍事哲學家》（The Military Philosophers）中引用了萊維。
【萊維代表作品】
La Bible de la liberté(The Bible of Liberty), 1841
Doctrines religieuses et sociales(Religious and Social Doctrines), 1841
L'assomption de la femme(The Assumption of Woman), 1841
La mère de Dieu(The Mother of God), 1844
Le livre des larmes(The Book of Tears), 1845
Le testament de la liberté(The Testament of Liberty), 1848
Dogme et Rituel de la Haute Magie(Transcendental Magic, its Doctrine and Ritual
【此為韋特的英譯名，直譯為Dogma and Ritual of High Magic。——譯註】), 1854–1856
Histoire de la magie, (The History of Magic), 1860
La clef des grands mystères(The Key to the Great Mysteries), 1861
Fables et symboles(Stories and Images), 1862
La science des esprits(The Science of Spirits), 1865
Le grand arcane, ou l'occultisme dévoilé(The Great Secret, or Occultism Unveiled), 1868
Magical Rituals of the Sanctum Regnum, 1892, 1970
The Book of Splendours: The Inner Mysteries of Qabalism
Histoire de la magie, (The History of Magic), 1860
La clef des grands mystères(The Key to the Great Mysteries), 1861
Fables et symboles(Stories and Images), 1862
La science des esprits(The Science of Spirits), 1865
Le grand arcane, ou l'occultisme dévoilé(The Great Secret, or Occultism Unveiled), 1868
Magical Rituals of the Sanctum Regnum, 1892, 1970
The Book of Splendours: The Inner Mysteries of Qab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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